昆明医疗调解委员会:探路公正__深圳医疗事故律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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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医疗调解,这在全国来说也算是个新生事物,昆明市自9月1日起在主城四区设立医疗调解委员会以来,已整整两个月。

而在第一个月,昆明市司法局基层工作处处长黄宇介绍,主城四区“医调委”接待了来人来电咨询57人次,受理调解案件12件。当月已有4件调解成功,而这4起调解案件涉及的金额都在1万元以上。

在此之前,盘龙区医调委主任李建勋是一家法律服务所的主任,有着17年的法律工作经验。经过两个月的医疗调解实践,在他看来,医调委所担当的角色相当于为医患双方设立了一个缓冲地带,为矛盾的化解争取到了空间。

但因为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李建勋和他的4名同事仍在摸着石头过河探路。

“一出生”就备受关注

成立第一天,媒体的大面积宣传,让李建勋没想到社会关注度会如此之高。而第一个月,盘龙区医调委接到了近20起电话咨询,这个接听量更是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如果不是专门去找,行人很难认出这个位于环城北路席子营二期的盘龙区医调委所在地,李建勋说,这个“低调”的位置,恰恰体现医调委“独立第三方”的纯民间性质。

因为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多数人乐于找到李建勋调解。9月1日是个星期六,李建勋和他的同事们算是正式开启了医调委的工作。当时,媒体大面积宣传,有家媒体挨个拨打了昆明主城四区医调委的电话,结果,盘龙区医调委的电话打通之后,一直无人接听,这件事上了报纸。

李建勋说,从接到盘龙区司法局的通知到医调委挂牌,时间很短,“作为一家法律服务所,做这个事,也算是能够回报社会”,不过,接了这个活之后,李建勋也没想到社会关注度如此之高,9月1日当天正是周末,他就出去办理其他事务去了,最后不幸中招。“说实话,当时确实心理准备也不足,我没想到这个事会有这么多人来关注。”

有了这次教训,李建勋迅速调整工作节奏,及时根据人员变动安排人员值守,现在,盘龙区医调委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拨通。

在第一个月,盘龙区医调委接到了近20起电话咨询,这个接听量远远超出李建勋预期。“有一个咨询电话是让我们去调解3年前的一起医疗纠纷。打电话的人说,事发当时也觉得没事,但是看到报道说我们是免费的,所以想让我们去找医院赔偿。”李建勋没有受理这样要求,“原则上我们只接受那些在医调委成立后发生的医疗纠纷。”李建勋说,医患纠纷发生初期就介入,便于双方化解矛盾,时间拖得越长的纠纷,调解难度越高,有的医患纠纷会因为时间拖延较长,形成了连环矛盾,根本无法化解。

两个月来,盘龙区医调委前前后后接到了22起电话咨询,受理了7起医疗纠纷,4起成功调解,且成功调解的纠纷都是在医调委成立后发生的。因医调委的尽早介入,矛盾得以迅速化解,其中最小的一起涉及金额为800元。

 

 摸索中前行

在李建勋的经验中,最容易引发纠纷的是妇产科,因为妇产科不出问题则已,若出问题,大多涉及人命。“这个活,要懂法,还要懂医,甚至还需要一些心理学常识。”

万事开头难,李建勋认为外地的经验对于一线操作的人来说,难以借鉴。

“每个地方人的民情风俗、人口素质都不同,无论是天津还是上海的调解经验,我们都难以借鉴,只能在操作中逐步摸索。”只有在调解过程中尽可能客观公正,通过点滴积累,树立起公信力,才能让工作顺利开展。

之前,李建勋也代理过一些医患纠纷案子,医患纠纷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牵涉到一系列的医学问题,为了做出明确的责任划分,前期的医学(司法)鉴定就很有必要。不过,鉴于高额的鉴定费用,大多数情况下是患方不愿意鉴定。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拖延过程中,患者的病情可能会因此而恶化,这又形成了新的矛盾。

李建勋对医患纠纷的处理,仅限于此前的代理经验。不过,接手医调委事务后,他感觉很多此前的经验还是不够用。

不久前,李建勋处理了一起医患纠纷。一名患者到盘龙区境内一家医院做胆囊炎手术,结果,手术中才发现是胆边有囊肿,医生见此不敢贸然继续手术。于是,双方发生了纠纷,最终找到了盘龙区医调委。“当时,我还说了句外行话,让医院先把伤口缝合”,在事后请教医疗专家时,李建勋才知道,如果胆囊发生癌变,被手术割开后,伤口是不会愈合的。医患双方争议焦点就在于:患方要求院方为此负全责,治疗好才走;院方则坚持自己无责。

这与李建勋以前代理的案子不一样,现在,他的角色发生完全转变,要以调解为主,尽量避免双方直接冲突,走上法庭。为此,他分别和医患双方沟通。李建勋询问医院,为什么在手术之前,未能检查出患者癌变?对患方,李建勋建议尽快与院方静心协商,否则,时间拖太长,患者不但遭受更多痛苦,甚至会引发其他病变。多次沟通之后,双方再前往医调委,面对面沟通。最终,医院向患方支付了5万元的人道慰问金,双方调解成功。

在李建勋的经验中,最容易引发纠纷的是妇产科,因为妇产科不出问题则已,若出问题,大多涉及人命。“这个活,不但要懂法,还要懂医,甚至,还需要一些心理学的常识。”李建勋说,自接手医调委的工作以来,自己一直在学习,“甚至每说一句话,我都要在大脑里仔细过几遍才出口”。

9月13日,来自大理的龙先生带着妻子王女士在一家医院做完了引产手术,术后第二天晚上8点多,王女士经抢救无效,被宣布死亡。

事情发生后,龙家第一时间是想找监督部门“讨说法”,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找哪个部门处理此事。当时“医调委”制度实施不到半个月,龙先生并不知晓其存在。咨询了114后,9月15日,他们来到盘龙区卫生监督局,却恰逢周末休假。

“如果没人出面,就只能破罐子破摔了。”9月16日,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三天,龙家一行人在不知向谁投诉的情况下,来到了医院“理论”。院方在龙先生到达医院后,将李建勋请到现场进行调解。

“李主任刚过来那会儿,我们也以为是医院请过来的,但他向我们表明了身份,给我们看了工作证件跟单位公章,我们才相信。”龙先生说,“他跟我们讲了调解方法,第一是患者跟医院调解后达成赔偿共识,不行就走司法途径。”

在调解过程中,李建勋为双方提出此前相似案例的处理方式,为双方的赔偿问题提出建议,并帮忙确定具体的责任问题,从中协调双方关系。龙先生表示,他对于医调委的调解方式比较认可,认为他们公平公正地进行调解,并没有偏袒哪一方。

这起医疗纠纷的处理相对快速,调解过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7点,在结束时双方以51万元的金额达成赔偿共识。

通过这次打交道,龙先生一家对医调委的工作给出了正面评价:“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医调委成立后,能对医疗纠纷进行及时处理,给患方指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方向。”

 

 

 树立公信力

开工以来,李建勋以及同事们的谨慎坚守,让他们累积起了公信力。其中一起纠纷中的患方也对医调委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们还是比较公正的。”

“调解成功的,双方都能握手言和。”医调委开工来,李建勋调解成功的4起纠纷,双方最终都能达成谅解,“不能双方都完全满意,我只能站在第三方的客观态度,找到双方的共同点,并尽可能让双方在共识的基础上冷静对话。”

作为独立地点、独立人员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李建勋很担心会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导致医患双方矛盾激化,所以在调解过程中万事小心。按照医患纠纷的处理程序,只有双方主动找到医调委,他们才会介入,“我们不会主动去联系任何一方进行调解”。双方自愿后,医调委才让双方提交各自材料,比如病历。了解完争议焦点后,李建勋再对双方分别沟通,告知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纠纷中的时间和成本风险,同时找出让双方都能认可的结合点。在这个过程中,李建勋说,他一定告诫自己要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我们不会一来就让双方见面,先把双方隔开,避免直接冲突,在这个缓冲地带之间展开工作。”待找到双方的共识后,他才会召集双方到医调委面谈,“而且,我们不是有强制力的机构,面谈时间表完全由医患双方来定。”

按照相关规定,医患双方只有在涉及金额达1万元以上才能找医调委调解,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使不是上万元的争议纠纷,李建勋们也接着,“依法调解,热情服务,我们尽量做到。要是因为金额小了就不接,肯定会被骂。所以,只要是医患双方自愿找到我们的,我们都接着”。

9月初,一个年轻人到盘龙区一家诊所拔牙,医生开了一些消炎药,结果,小伙子吃了药之后过敏,全身发痒,医生告诉小伙子可以继续服药,导致小伙子更严重的过敏,双方找到了李建勋这边。听完双方陈述之后,最终的调解结果是诊所支付了800元过敏治疗费。

开工以来,李建勋以及同事们的谨慎坚守,让他们累积起了公信力。辖区内最大的公立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已经和盘龙区医调委打过一次交道,成功调解了一起因先心病少女死亡案例。医院业务副院长兼新闻发言人谷欣表示,在实施医调委制度以来,盘龙区医调委在工作上及时与该院对接,合作交流渠道畅通,调解效果非常好。在涉及延安医院的这起医院纠纷中,来自会泽的死者父亲韩先生也对医调委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们还是比较公正的,人都不在了,也只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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