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措施控制医疗纠纷恶性升级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

  • A+
所属分类:医疗常规

采取措施控制医疗纠纷恶性升级——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和意外医疗损害社会救济途径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  李月东 郑雪倩

  一、医闹事件激增、执业环境恶化、医患关系紧张

  医生护士头戴钢盔上班,这是2006年12月25日发生在深圳市山厦医院里的一幕。据报道,此事缘于一起医疗纠纷。据统计,近年来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医患关系紧张,矛盾激化已呈不争的事实。

  据统计,全国有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事件;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扰乱医院正常诊治秩序、威胁案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事件; 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纳住院费用的事件;61.48%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病人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的事件。

  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医闹”。据深圳市某医院的统计,2003年至2006年四年间该院每年都要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医闹”事件,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11月,闹事人数达120人之多,获赔50万元;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6月,有40多人参与闹事,获赔68万元。有消息说,深圳市山厦医院医生护士缘何戴钢盔上班也与“医闹”有关。因为一闹就能闹出钱来。

  据报道,近年来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权益受到侵犯或损害的事件屡屡发生,沈阳市医师协会对沈阳24家二级以上医院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绝大部分医院发生过医生被打事件,从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沈城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被打致伤的恶性事件已发生60多起。为此,沈阳市民警已经进驻各个医院,在医院设立警务室实行24小时一线值守。

  事实证明,目前医院医务人员与患者互不信任已达历史最低水平。去年,北京市卫生人文精神调研课题组,在北京市10家医院分别抽取1000名医务人员和1000名患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医患双方各自对对方的信任度(相当信任和比较信任)分别仅为66.3%(医方对患方的信任度)和74.1%(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度)。

  患者对医院、医生不信任,在诊疗过程中,将医生的诊治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记录,甚至每天记录医生、护士所说的话。当发生医疗纠纷时,也采取录音、录像的形式留取证据。

  医务人员也存在防范心理,不敢创新。原来医生常说:只要有1%的救治可能,就要付出99%的努力。现在已经没有医生敢说这句话了,为患者诊治时也心怀戒备,不敢乱说话。有74.29%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二、赔偿数额不断攀升、医疗费用自付比例不断加大、医疗纠纷不断升级

  近年来各地上百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越来越多,医疗机构已不堪重负,经济压力巨大。尽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但由于司法“二元化”的影响,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层出不穷,前不久陕西省就判决了一起获赔700多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北京市也出现过赔偿额高达500万元的判例。在此背景下一些医院面临着因发生一起医疗赔偿案件就可能破产、倒闭和医护人员失业的严重威胁,如广西某县妇幼医院全年收入为150万元,而一个赔偿案件就被判赔218万元。特别是政府举办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防保网络,也将面临因医疗损害赔偿而遭到破坏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公费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时代,虽然医疗技术和水平都很低,病死率高,人均寿命低于当下水平,但是由于全民看病几乎不用花钱,因此很少有医疗纠纷发生。随着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虽然国务院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是不成功),近年来患者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的比例不断加大,且逐年增高,按照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关系,一旦治疗中出现疗效不尽如人意的情形,就容易引发纠纷。据统计,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单位负担平均为25%,居民自付平均为60%,政府投入仅15~20%。其中城市居民的自付比例为45%,农村则高达79%,如此高额的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使得患者已经难以承受,一旦出现患者死亡或伤残结果,与其期望疗效不相符,且已花费了较多的医疗费用,患者及其家属心理很难平衡。有调查统计显示,所有的医疗纠纷都以提出经济赔偿为其主要目的,其余依次为赔礼道歉(18.4%)、行政处理、承担刑事责任等。得不到赔偿,患者就停留医院不出院,雇佣医闹、纠缠医生及院长、静坐医院,或停尸医院扰乱医疗秩序,医院被医疗纠纷搅得苦不堪言。医患双方激烈的矛盾难以调和,不管医院有没有过错,患方都坚决要求赔偿并且要多赔,而院方则尽量避免赔偿或少赔,医患双方在这种赔与不赔、多赔还是少赔的争执中很难达成和谐统一。在患方坚决不去法院的情况下,解决纠纷的方式只能是医院给钱了事。

  医疗纠纷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错导致的,但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医疗损害的特殊性导致的。通过对云南省医院的调查,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纯粹的医疗事故责任赔偿案仅占22.64%,由于医疗意外、患者体质特殊、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疗水平局限等非医院过错造成的赔偿占到了46.44%。北京市医学会对2002年9月至2006年9月发生的医疗纠纷案例所做的统计显示,395例案例中有243例涉及到医疗高风险的因素,占61.5%。这些基于医疗特殊性所引发的医疗纠纷,其诱因不是医生可以控制的。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04年到2006年9月共审理了101例医疗纠纷案件,其中医疗机构负全责的仅有两例,占1.9%。非医务人员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单靠医院自身是难以解决的,笔者认为,缺少第三方介入的调解机制和社会救济途径,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医患双方的矛盾。

  另外,公安机关在处理医疗纠纷时缺乏有力措施和力度,则是导致医疗纠纷愈演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调查统计,当医务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报警时,积极协调解决的仅占28.49%,报警不来的占1.08%。统计数据表明有62.59%的公安机关的警员到达医疗纠纷冲突现场后,大部分不愿介入、或不知如何处理,有的甚至在一旁观看不予制止。湖南省一患儿死亡,患方家属要求当班医生抱着患儿游街,110警察在到达现场后却不予干预。北京一医院患方停尸五年,医院按条例向卫生局申请,卫生局也批准了,但公安局却不能备案,理由是公安局内部没有规定,不知应在公安机关哪个具体部门备案。

  三、政府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和意外医疗损害的社会救济途径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之一

  如何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改善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加强对患者的宣传教育,引导其走出认识误区,逐渐理解目前我国的医疗现状及医疗特殊性,提高他们对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认识水平。要让他们知道患者和医生是平等主体,医生不能打患者,患者也不能打医生。加强患者对诊疗过程中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了解处理医疗纠纷的正确程序和途径,以形成医患双方互相尊重的、和谐的就医环境。

  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全民医疗保障(包括城市、农村)的投入,以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非医疗过错造成的医疗损害的社会救济机制或保险保障机制,使患者的医疗损害能够得到一定的赔偿或补偿,以降低或弥补患者的损失,缓解医患矛盾。目前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尚不完善,只有部分商业化运作的保险,缺少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医疗责任保险,很多医院认为不能真正的化解医院的赔偿风险不愿购买。患者及其家属花费高额的医疗费用又要自己承担相应的医疗风险,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不能平衡,患者只能想方设法向医院进行索赔,究其原因是由于医疗意外险种不够完善,非医院过错产生的医疗损害后果缺少保险的保障。

  针对现实中大量非医疗过错引发的医疗纠纷怎么解决?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医疗意外保险,建立意外医疗损害的社会救济途径。实践中大量的医疗损害后果不是由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引起的,比如医疗意外、患者特殊体质、疾病特殊、医疗技术水平局限以及药品不良反应等。对于上述情况,医疗责任保险是不赔偿的,要想解决此问题,可以建立医疗意外保险,它是针对所有就诊的患者设立。笔者设想能否考虑在挂号费或住院费中,加入一部分保险费。按照我国现在全国每年22多亿人的门诊量来计算,每个患者挂号时交一元钱,就是22亿元,按全国每年7184万人的住院量来计算,每个患者住院时交10元就是7.184亿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可观的,可以解决非医疗责任的风险补偿问题。据相关课题的问卷调查显示,83%的患者愿意购买医疗意外险,可承担的费用在50—100元。如果建立医疗意外和风险保险险种,医患双方在手术前、检查治疗前都可以购买,一旦发生意外和非医务人员过错引起的后果,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适当补偿。
实践中,针对由于医疗过错引发的医疗纠纷,笔者主张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以解决患者滞留医院、围攻医院的问题。
一是建立行政仲裁庭制度,在政府相关部门下设行政仲裁庭。《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医疗纠纷案件剧增,但要求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行政处理的案件却减少,当初设想的“大部分纠纷在行政处理中解决”的效果并没有达到,行政处理纠纷的渠道基本已流于形式,若卫生行政部门能够建立医疗纠纷特别仲裁,可以弥补行政处理实际操作不足的问题。比如可以规定,在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应当首先进行仲裁,医院无权自行处理,让患者知道滞留在医院、围攻医院的手段是不可取的,解决问题应当首先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仲裁,如不服仲裁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劳动仲裁式的运作)这种方式可以让医院走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焦点地带,引导患者离开医院。

  二是引入社会中介组织等调解机制,完善目前实践中较为单一的调解方式。中国医院协会2006年对患者的调查统计显示,对于医疗纠纷,除了打官司的解决形式以外,51%的患者认为卫生局应当设立医疗纠纷仲裁部门,36%的患者认为由医疗行业协会组织医疗纠纷仲裁庭或调解委员会,12%建议民间组织成立调解机构,还有9%的患者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成立调解机构,实践中上海、北京两地在保险公司下设的调解处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为控制医疗纠纷的恶性升级,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制定一套较为具体的措施,增强执法力度,将保障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纳入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去。调查显示近70%的公安机关对“医闹”事件执法力度不够,由此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如何采取措施发挥作用,保障医疗诊疗秩序和医务人员安全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 我的微信
  •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
  • weinxin
  • 我的微信公众号
  • 我的微信公众号扫一扫
  • weinxin
深圳医疗事故律师

发表评论

:?: :razz: :sad: :evil: :!: :smile: :oops: :grin: :eek: :shock: :???: :cool: :lol: :mad: :twisted: :roll: :wink: :idea: :arrow: :neutral: :cry: :mrgreen: